帕尼奥尔的缺点并不是他缺乏摄制电影的热忱,而是他始终不愿离开犯罪的女人或一个未出嫁而生子的母亲这样的故事,他还喜欢表现一些马赛商人和乡下富农的生活情景。在这类影片中,1940年摄制的《掘井人的女儿》,是以贝当要求停战的那篇演说作为主题的。到1945年,为了在纽约上映能够叫座起见,又改用戴高乐将军的号召来代替这篇演说。
帕尼奥尔虽然有这些错误和缺点,但是通过他的工作却证明了一部影片只有保持本国特色,才能获得国际的成功。他的许多作品(有的很优秀,有的很平凡)在外国获得的胜利,正好和当时在法国摄制的一些世界主义的作品所遭到的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侨居法国的俄国人格拉诺夫斯基摄制的《波索尔王历险记》,法尔卡斯导演、安娜蓓拉和查尔斯·鲍育主演的法捷合拍片《战场》,甚至派伯斯特摄制的《堂吉诃德》,都是以失败告终的。
让·雷诺阿以他在别的制片人那里从来未得到过的自由,替帕尼奥尔导演了《托尼》一片。这部影片的故事很平凡:一个仇视外国人的法国农民,由于爱情上的犯罪和司法审判上的错误,杀死了一个外国工人。影片的剧本来自一件真事,是根据一个案件审判记录和证人的陈述编写出来的。雷诺阿借助于这个剧本,通过当时法国工人中间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侨居法国的外国工人问题,描写了工人的生活,这种生活在美国或法国电影里几乎都是被忽视的。雷诺阿由于把帕尼奥尔习用的描写方法和苏联电影中有意识地使用的描写方法应用于一个明显划分的社会阶层,因此使这部作品具有一种含蓄的崇高意义和简洁的格调,而这些都是他在拍摄《娜娜》和《母犬》时所缺乏的。因此,《托尼》这部影片遂成为法国电影中自然主义(实际也就是现实主义)流派的罕见作品之一。犯罪在这部影片中只是作为一种偶然事件,而不是主要的描写对象。这部影片最重要的特点乃是它以真实的笔调,以直接来自雷诺阿的父亲的那种完美的造型手法,描绘了法国社会。
尽管《托尼》的上映成绩很平常,它仍是一部关键性的作品;对于作者本人和整个法国电影来说,这部影片都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它的影响直到今天还可在意大利电影中看到。随着《托尼》和《米摩莎公寓》这两部影片的出现,十五年前路易·德吕克所盼望的法国电影的复兴终于自此开始了。
1935年这一年,不仅是产生以上两部影片的一年。法国先是因为经济繁荣而陷于麻木不仁,以后又出于经济危机而变得衰弱无力,但1934年2月的打击①却使法国觉醒了。这个国家终于奋起自救,团结起来了。高涨的人民运动带动了很多知识分子,希望的呼声--被人轻蔑地视为一种"口号"--也侵入了制片厂隔音的录音室里来了。
①指萨尔区投票结果脱离法国并入德国。--译者。
让·雷诺阿的《朗基先生的犯罪》和杜维威尔的《同心协力》是反映胜利和乐观的1935-1936年的两部影片。从此法国电影终于跟上了它所处的时代。根据普莱卫和雷诺阿合写的剧本摄制的《朗基先生的罪行》描写巴黎郊区的贫民、洗衣房的女工、小印刷厂的工人、一个贫苦的作家和一对看门的夫妇等人物。影片表现了一个恶毒的企业家企图欺压这些正直的人,但他们由于组织了一个合作社,终于取得了胜利。影片最主要的思想是团结和斗争,犯罪只是作为一种象征。影片表现出来的温情、魅力、亲切感和丰富的幽默弥补了它在技术方面的某些不足。
雷诺阿在拍了《朗基先生的罪行》之后,很想导演查尔·斯派克所写的新剧本《同心协力》。但杜维威尔却先买下了这个剧本,然后把它拍成一部优秀的影片。杜维威尔在1919年开始他的电影事业,他的第一部影片是在科雷兹摄制的牛仔片《血的代价》,此后他又继续摄制了很多商业性的影片。这些影片是根据亨利·波尔多的小说改编的,都是一些拍得很坏的情节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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